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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什么运动)

文|笑春风

01分裂的种子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历来被视作是近代政治史中的两个明星人物,甲午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时,师徒二人便在京城携手发起公车上书,试图通过自己的呼吁来影响朝廷决策,之后,在取得科举功名,接近清廷核心领导层后,二人更是携手发力,先在北京、上海与湖南等地区为变法事业摇旗呐喊,其后更是利用御史向光绪帝上书,声言变革之必要性,在师徒二人的合作下,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也徐徐来开帷幕,直到百日之后被西太后打入血泊之中。

不过,西太后所发动的戊戌政变,不但暂时清除了朝廷内部倾向于康有为的改革力量,更对这对明星师徒的关系发展走向,产生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影响。此后二人关系发生嫌隙,乃至于剑拔弩张,都与西太后所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有着不小的关系。这又该从何说起呢?

要想全面了解康梁二人的关系变化始末,我们先得从二人的思想底色说起。康有为还未参与科举时,在广东地区创立万木草堂,主讲春秋公羊学与其他儒家经典外,又旁及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我们可以大致绘就这样一幅儒学思想地图。在华北地区,儒家学者偏重于文字考据,两湖地区则侧重于经世致用为导向的事功之学,例如曾国藩、郭嵩焘等开洋务运动之先声者,都是这一思想的代表。而康有为所在地岭南地区就不一样了,同前两者注重于经典本身所不同的是,康更加关注如何靠摘取其中字句,来为自己托古改制的理想张目。

康有为与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什么运动)

(影视剧中的康有为)

例如康将西方社会的代议制民主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等划等号,就反映了他这样一种独特的思想实践,到后来,他更是在自己的得意之作《大同书》中,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对应于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这样一种穿凿附会未免有些让人觉得混乱,但同其他同时期的儒家学者相比,他的这种创新性阐释是更具有一定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对于青年梁启超来说更是如此。当梁启超为取得科举功名而沾沾自喜,对康有为表现出怠慢之色时,康更是以自己所依托的知识系统说服了他。日后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借助宣讲儒家经典的部分文句来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容,都与康有为的思想影响有着不小的关系,不过同样,此一时期,梁虽然因为精湛的文笔而得到不少文人墨客的喝彩,但论其所持有的思想本身,还是离不开他的师父康有为那一套东西。

康有为与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什么运动)

(梁启超)

梁对于康有为的一套理论并不是绝对服膺的,戊戌政变后,梁在日本公使协助下从天津逃亡日本后,很快便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思想革命,因为这一流亡历程得以使他摆脱了师父思想的控制和笼罩,得以直接接触其他西学学者和阅读西文文献,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世界。正如梁启超的历史传记《青年变革者》作者许知远所言,梁启超在接触新事物的过程中发生过摇摆、对自己的不确定,但这反而促使他更加的开放。与师父自称持有光绪密诏、到处接受媒体采访的热烈所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日本就像一条潜龙,徘徊于东西方学说交锋的漩涡当中,在日本横滨所创立的《清议报》中,梁启超大力介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博丹《国家论》中的国家主义,与师父康有为之前所秉持的依赖光绪皇帝实施变法的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差异。而当他游历新大陆,返回日本继续读书办报后,他更是发动全部脑细胞,为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同胞们介绍西方各形各色的政治理论,振聋发聩的共和理论(republic),便最早经由其介绍给国人,对孙中山与邹容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中大部分内容,即来自于梁启超翻译转述西方思想的成果。

不过,思想上的底色不同毕竟只是造成二人分道扬镳的一部分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的发生,改变了二人的思想轨迹,并最终促成了二人的各行其是,这就是辛亥革命。

02决裂:从思想到行动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好友谭嗣同拒绝逃亡,选择留下了引颈受戮,用自己的牺牲试图唤起国人对于变法的更多支持,在其被逮捕之前,他与梁启超的夜谈,无意包含了他的这样一种思考以及对于梁启超继续其事业的期待,对逝者的怀念与承诺,为梁启超思想由温和改良转向激进变革埋下了伏笔。

康有为与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什么运动)

(谭嗣同,图中左三)

公元1900年庚子国变之时,梁启超的另一挚友唐才常在其与革命党人的孙中山的联合赞助下,试图于汉口组织发动长江中游的大型武装起义,结果由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侦破,最后唐血染刑场,又一名同志加战友的离去,更让梁启超感到心情沉重,对保救光绪皇帝并依靠其改革的宗旨也愈发怀疑,即使这是自己的师父所极力鼓吹的。梁启超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这样一种悲观与怀疑情绪,在师父康有为面前表露了出来,结果立刻遭到康的驳斥,据当事人回忆,康甚至欲举凳子来体罚自己这个最器重的学生,由此来看,二人的分歧已经不再停留于内心世界,而是直接外露于表面。

在日本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论战中,梁的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让他在论战中继续处于下风,梁的思想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裂变,而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即将在一场革命浪潮的掩映下,呼之而出,这就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后,康有为对于长江地带的武装起义抱以极大的敌视,并要求梁启超与自己的思想主张保持一致,让他感到不满的是,梁不但没有响应他,反而选择回国参与了民国国会选举,并出任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司法部长,为民国共和政治而奔走,梁的思想里,此时已经涤清了老师坚持的保救光绪、忠于大清的那一套旧东西,而是决定与传统决裂,旧邦新造,梁的内心世界,同样如此。

康有为与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什么运动)

(梁启超与民国政要)

03相逢一笑泯恩仇

梁对于共和政治的信念,成为了他日后抵制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的思想动力,但他的师父却不以为然,在张勋辫子军开入北京,试图拥立溥仪复位时,康大喜过望,认为这正是自己从流亡者变身帝师的绝佳时机,结果自己徒弟梁启超却浇头一盆冷水。1917年,梁启超投身于国务总理段祺瑞幕下,为他出兵驱逐张勋复辟大军摇旗呐喊,康的帝师梦,也在张勋大军作鸟兽散的混乱局面中,被击得粉碎。师徒二人因此事从此分道扬镳,康以禽兽辱骂梁,足见其与梁的交恶程度,但梁启超却出乎意外的保持了沉默。

这种沉默的原因其实不难解释,梁自信与康有为的分歧在于政治事业,而非生活,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但对真理的追寻,与人伦关系中充满温情的一面并不冲突,这也是二人在张勋复辟后经历短暂冷淡,后又迅速回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无论是在民国政学两界叱咤风云的梁任公,还是在海外到处演说、寻求政治募捐的康有为,他们的人生都是孤独的,二人的亲密伙伴,除小部分早逝外,大部分都凋零在了从晚清到民国的政争大潮中,而当身边值得信赖的人越来越少时,康梁会重归于好(即使是表面上的),也就成为了一种人性发展的必然。果然,在康有为的七十寿辰上,梁送来了他的礼品与贺寿对联,当他们彼此四目相对那一刹那,内心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相逢一笑泯恩仇,其实很简单。

参考文献: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6月

许知远《青年变革者》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日)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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